因此，我们需要以证据为基础的权利平等的治疗服务，帮助他们摆脱毒品的管制。

但中国的行政法学，的确从诞生之日起便贴上了拿来主义的标签，照搬外国的法学概念、学习外国的法律制度、仿照外国的法律建构30年来从未改变。我们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学者，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却对外国的理论顶礼膜拜

问题是怎样反滥权、反腐败。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即使在重视法治的阶段，也存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违反法治、践踏法治、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现象。当时即使党犯下较严重的错误，人民生活极度艰难，人民仍能忍受。考察我们党60多年的执政史和领导史，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执政必须依靠法治，党的领导必须依靠法治。

为此，发展和推进党内生活的法治化对于国家民主建设就具有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党行使宏观的执政权力和相关的国家公权力，在今天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下，必须以法治为基础。其实，在现代异质程度较高的陌生人社会中，这一源于共同体互惠关系的义务伦理，尤应受到重视。

不过，现代宪法的这一态度，却颇有矫枉过正之嫌。[35]有学者将宪法义务分为权界式义务与单纯式宪法义务，这一分类与本文有相似之处，但并未认识到所谓单纯式宪法义务所蕴含的独立价值和伦理意蕴。（二）反思现代权利观念，规范宪法权利内涵 在权利观念上，中国宪法提供了一种与现代西方宪法不同的模式，它在肯认现代个体主义权利观念进步性的基础上，强调兼顾权利的社会责任。就宪法学研究而言，这一问题可转化为：道德困境能否构成所谓宪法现象？如果可以，那么作为宪法现象的道德困境，其宪法学逻辑结构又是何样？再进一步，宪法学研究应该如何帮助宪法回应道德困境？ 现行宪法颁行以来，中国宪法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由上可见，尽管当代中国所遭遇的道德困境可能更为深重，尽管中国宪法仍处于后进状态，但中国宪法完全可以利用诸多优势，切实实现宪法的道德使命，从而有效回应愈趋严重的道德问题。[32] 如何将自由的个体组织进入自由的社会，是自由主义的一大关切。

[13]参见薛军：《权利的道德基础与现代权利理论的困境》，《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88页。而且，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大量可见禁止一词，禁止之主体即为国家。它迎合了个体的欲望，也由此沦为部分个体和利益集团各种可疑利益的装饰，权利原有的厚重伦理意蕴日渐被愈趋分化的社会集团的私利所覆盖。适时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系统回应了当下社会转型的系列难题和核心问题，是社会转型核心诉求之表达。

[37]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如《公务员法》、《教师法》、《法官法》等身份型立法中，均明文规定了此类身份所承担的义务。作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基石的个体自由，仍需宪法的卫护。各种非理性的价值趁虚而人，价值关系呈现非理性多元之杂乱无序局面。反思现代权利观念，规范宪法权利内涵。

[27]二是少数价值受不当压迫后的权利救济程序，在这一点，由于中国宪法体制的缘故，中国的宪法司法适用未能建立，这在未来的宪法改革中应重点关注。但这一过程却在不断消损着社会道德共识。

宪法同样需要通过某些程序机制，为个体价值保留宪法空间，以免复归道德独裁。即使某个选择符合个体内心的道德判断，也有可能被持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他人加以拒斥甚至谴责。

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由于熟人伦理的消却和个体自由的宣扬，个体间的陌生程度日益提高，共同体内无处不在的间接互惠关系被遮蔽，以至于陌生人间的关系较为冷漠。不过，权力对于道德文化生活的退避三舍，却一直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底线价值而备受珍视。进入专题： 道德困境 社会核心价值 宪法价值体系 宪法权利 宪法义务 。更为本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内蕴的核心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体现。在自由理性的现代社会语境下，道德从人们的共同生活准则被转化为自由理性的人如何自律的问题，被视为个体自律所彰显出来的品质。然而，对这一显明的问题，中国宪法学却鲜有关注。

现代宪法在道德文化领域坚守的中立立场，实则出于对权力介入价值冲突的严重不信任态度。但在润物细无声的道德困境之前，现代宪法却手足无措，至今未有有效的应对之策。

尤其在崇尚无限创新的现代社会，这一时不我待的感觉尤甚。就现代人面临的因不可公度的价值冲突而不知如何选择的困境而言，现代宪法更是无能为力。

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则之所以符合功利原理，乃是经受经验和权威检验的。而且，这一去道德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法律体系的固化。

不过，这种认同，只能是最为肤浅的表面一致。（一）消极无为的权力价值中立立场 权力一权利结构的预设是，国家权力的良好运用是达致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必要路径。[35] 其二，宪法义务体系的构成，包括禁止性义务、要求性义务和倡导性义务三个层次。宪法义务体系的构建，实是宪法基于对共同体整体生活和公共利益的关照，对共同体成员所应承担义务的类型化和体系化。

在回应道德困境这一维度，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中国宪法，相对有较多的可挖掘之处，由此构成中国宪法回应道德困境的三大利好因素：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式的社会，共同体观念和集体主义传统远较现代西方社会浓厚，中国宪法孕育于这种传统中，其所具有的集体主义品格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历史承继，并是对中国社会基本价值规范的抽象总结。宪法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要与个体诉求形成平衡。

与之不同，可以说，共同体观念和集体主义话语，对于国人而言，具有天生的熟悉感。究其缘由，一则由于所处特定时期的特殊时代问题所限，二则是对西方经典宪法观念及其模式的附趋，三则源于对中国宪法本身独特品格及精神文明规范的忽视。

在权利绝对论的导引下，义务被视为权利实现的工具和保障。相对于西方社会线性的道德困境演化模式，当下中国可能是一种个体普遍放松道德自律与价值冲突剧烈相互纠结，进而导致道德共识消损的更为深刻的道德困境。

[9]施特劳斯将其视为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性的危机。即使是在堪忧的道德状况下，他们也丝毫不放松这一立场，而只是在价值中立的框架下尝试补强自由主义的道德观。[7]多元价值虽为现代人提供了多种价值选择方案，但因失去了统一的价值评判依据，实则将现代人置于价值选择的迷茫之中。[23]应当指出，这一问题并非宪法在回应道德困境时所独有。

（三）去道德化的法律体系 以现代宪法为基础规范而建构的法律体系，内含鲜明的目标：为不确定的个体道德生活提供一种确定性的行动指引。社群主义昭显了西方政治哲学因应时势的演进路径，但这一思潮至今还在与自由主义论辩之中，理论优势尚不明显，遑论对于社会现实的说服和改造。

这一境况的原因是深刻的：其一，道德困境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作为社会结构之反映的宪法，自然无法超越这一结构，它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后知后觉地修补。在更多的时候，由于各种价值的侵略性，为了确保现代社会的精神自由和多元价值并存局面，权力的价值中立，往往沦为价值冲突的平衡术。

对于处于价值选择迷茫中的人们而言，通过恰当制度设计而为的道德指引，有时却是增进个体福祉的利器。也正是这一固化，人为地造成了现代法律体系与道德生活的区隔。